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我国面临全球化与逆全球化交锋较量、新旧秩序交替转换、国际治理危机不断加剧的多重挑战。一方面，新冠肺炎疫情在西方国家的失控加剧了其经济的低迷程度，中美博弈愈演愈烈，旧的国际秩序被不断打破，国际力量正在发生深刻调整；另一方面，新科技革命及产业变革推动了生产力的蓬勃发展，互联网、大数据、数字经济等新生产要素在中国土壤显现出巨大生命力，新动能与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适配性初显。在复杂多变的外部环境和“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时期，以习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客观把握生产方式及生产关系的本质规律，与时俱进地进行理论与实践创新，为重塑国际合作关系、创造中国竞争新优势，作出了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大战略决策。为此，本报记者专访了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盛力教授，他从政治经济学视角研究疫情对国际秩序的重塑，深入探讨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格局的潜在变化，阐释中国在多极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强调在全球疫情下国际合作尤为紧迫，并面向未来展望后疫情时代的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的趋势。
俄罗斯中心主任，欧洲研究硕士课程主任，澳门大学亚太经济与管理研究所执行委员会委员，
《金融时报》记者：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看，此次全球疫情危机有哪些特点及影响？
盛力：当前，新冠肺炎疫情在全球持续蔓延引发国际政治经济格局深刻变革，对世界经济发展及全球化进程带来了巨大冲击。从国际政治经济学的视角来看，此次疫情在百年变局的新环境下呈现出新特点，对国际局势造成特定的影响。
首先，疫情暴发后各国采取的应对措施凸显了地缘政治博弈和大国战略竞争的加剧。尽管疫情全球蔓延使得各国之间利益攸关，但国家利益和战略考量仍是各国政策的根本出发点，缺乏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意识。在以往的世界性危机中，中美两个主要大国都能在总体上合作应对。但此次疫情发生在美国将中国定位为头号战略对手的背景下，美国出于地缘政治和经济利益的考量，就疫情溯源等问题不断对中国发起无端指责。在肆虐全球的新冠肺炎疫情笼罩之下，中美两国非但没能弥合分歧携手抗疫，反而渐行渐远。特朗普政府发起的“贸易脱钩”“经济脱钩”“人文交流脱钩”令中美战略关系跌至两国建交以来的历史冰点。而中美关系持续陷入多维度的战略博弈，也为国际合作抗疫前景蒙上阴影。
其次，疫情被政治化、意识形态化。中国在不同维度为世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作出了巨大贡献，如第一时间主动向国际社会分享新冠肺炎病毒的基因序列、派遣海外医疗援助和捐赠卫生防疫物资等。但以美国为首的部分国家执意要走政治化、污名化和意识形态化的道路，恶意炒作“中国病毒论”，不断寻找借口攻击中国。特朗普政府以及右翼媒体在全球大肆散播各种不实论调，旨在阻挠全球病毒溯源合作，掩盖国内抗疫不力的责任，借机抹黑和嫁祸中国。拜登政府接棒后，采取了更具迷惑性和隐蔽性的外宣策略诋毁中国抗疫政策，不断操弄“民主”“人权”等议题向中国发难，并要求本国情报机构执行政治化的溯源工作。
最后，国际组织在抗击疫情中的主导作用受到削弱。在大国竞争和战略博弈下，国际社会合作机制在疫情发生时的脆弱性凸显，诸多国际机构在面对各国政策缺乏一致性、缺少全球有效行动计划的不利局面下无法发挥自身效用。例如，特朗普政府在疫情暴发后暂停资助和退世的行为损害了世界卫生组织的领导力和行动力，增加了多边协调的难度与有效性，从而使世界卫生组织在全球卫生治理的中心地位受到挑战，造成了全球合作抗疫成效不彰的局面。
《金融时报》记者：后疫情时代，全球政治格局和世界秩序发生了哪些潜在变化？中国在多极秩序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
盛力：新冠肺炎疫情与百年变局交织碰撞，引发了新一轮世界治理体系的深度转型与重塑周期，全球格局再次呈现出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疫情加剧了国际政治格局的变化，其中最引人注目的是全球地缘政治重心由大西洋沿岸的欧洲向太平洋沿岸的东亚转移的进程正在加速。我在近期出版的新书《新冠疫情如何重塑世界新秩序：政治经济学视角》中，将此次疫情管理不善造成的混乱局势比作美国的“苏伊士时刻”，并认为美国疫情失控以及国内秩序的混乱导致其正在失去领导和整合全球协调抗疫的能力和地位。我在书中提到，国际权力调整和转移正在加剧西方大国的战略焦虑，作为新兴力量的中国受到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战略遏制，而“修昔底德陷阱”的悲剧会否重演，取决于世界性权力转移的路径。美欧等西方国家深陷疫情泥潭和经济困境，抗疫表现令人失望，而所谓的西方“民主优越论”的影响力也在不断削弱。与西方国家全球地缘政治地位持续下降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日韩和东盟的抗疫表现亮眼，国际影响力也进一步上升。特别是中国在全球危难时刻展现出大国的责任担当，不仅在短时间内采取应对措施成功遏制了疫情蔓延，还为国际疫情联防联控提供了宝贵经验和医疗援助。
同时，疫情全球持续蔓延导致世界秩序多极化趋势日益显著，民粹主义加剧、保护主义抬头、治理能力缺失等危机也不断加剧，未来国际秩序将会变得更加区域化和碎片化。由于美国相对实力的下降以及新兴大国经济实力的提升，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主导的国际经济秩序受到冲击。区域合作治理机制成为全球治理体系变革的重要方向，未来上合组织等新兴市场国家合作平台以及东盟等地区合作机制的作用将不断增强，在处理区域和地区事务中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区域性治理将成为疫情后全球化的新潮流，以上合组织、金砖国家组织等为代表的由新兴市场国家组成的区域性治理平台在处理地区事务中正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中国作为国际多极秩序坚定不移的拥护者，一直致力于积极维护和完善国际多边体系，并且具备对现行国际体系进行补充和完善的能力，已成为维护国际多级治理格局秩序的重要力量。在以美国为主导的国际治理体系日趋弱化的背景下，抗击疫情需要一个强有力的大国提供国际公共产品，坚定不移地维护国际经贸规则和秩序。对此，习总书记明确指出，在采取措施应对疫情冲击的同时，要维护以世界贸易组织为核心的多边贸易机制，保障发展中国家的正当权益和发展空间。中国作为负责任的大国，在面对全球性公共卫生危机时，展现了高度的国际责任意识，在疫情暴发后向世界各国提供广泛的人道主义援助。正如中国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强调整个国际社会形成一个利益共同体，对营造一个多极、多元、开放的国际秩序有重大意义。近年来，中国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倡导建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开发银行等，亦对现行多边国际秩序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金融时报》记者：疫情对各国经济形成强大的外生性冲击，全球经济秩序与全球化进程会朝什么方向发展？
盛力：在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各国政府政策内顾化，不利于经济全球化发展，使经济融合难度进一步增大。短期内世界政治与经济格局将发生调整，朝着本土化、区域化方向发展。疫情下的全球化问题实质上根源于全球化负面效应的累积，特别是政府的国家属性和市场的全球属性的结构性矛盾和弱点日渐显露。疫情冲击了跨国公司在全球的产业链、供应链和价值链，迫使各国反思全球化，强化反全球化措施。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导致越来越多的国家在政策上更加内视和封闭，原先追求比较优势和规模经济的全球产业分工体系将会向以产业链安全和自主可控为核心的垂直一体化布局转变，进一步加剧贸易保护主义和产业链内顾化、分散化倾向。逆全球化思潮不断蔓延，保护主义兴起使得全球化进入倒退期。在全球化进程受阻之时，区域经济合作进程加速，加深了全球经济区域化、本土化和碎片化的趋势，进一步推动全球产业链由全球化布局向区域化、次区域化演变。同时，地缘政治竞争加剧地区经济秩序的重组，全球化将进入区域性集聚发展阶段。因此，在世界经济秩序可能发生大规模重组的情势下，全球化进程的调整势在必行，经济全球化的内涵和形式将会做出改变。虽然从长期来讲，全球化仍将是不可阻挡的世界主潮流，但在短期内经济区域化已经产生，将不可避免地减缓全球化的步伐，使经济全球化朝着向周边国家和价值观相近的国家展开区域化的方向发展。
此外，值得重点关注的是新冠肺炎疫情带来全球权力转移加速的问题。由于东西方抗疫成效的差异，世界经济“东升西降”格局加速演变，地缘政治和贸易竞争加剧。此次疫情对以服务业为主体的发达经济体的破坏力巨大，一些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遭受重创，在疫情反复波动下经济复苏步履缓慢。特朗普政府在美国优先的政策取向下发起贸易战，鼓吹中美经济脱钩论，陆续退出多个多边协议和国际组织，成为疫情下逆全球化的重要推手。而继任的拜登政府虽然调整了惩罚性竞争的策略，但全面推动制度竞争、科技竞争和价值观竞争的组合策略，实际上仍然反映了其逆全球化的思想，国家对市场调控的作用得到强化，本国优先的做法以及贸易摩擦可能成为今后的常态。此外，疫情催生新技术、新模式、新业态不断出现，科技创新和竞争会更加激烈，将决定各国在国际经济竞争中的科技优势。
《金融时报》记者：中国经验能否为世界所借鉴？您能否简单谈一谈疫情全球蔓延与国际合作的紧迫性。
盛力：一国疫情防控的成效主要取决于政府的领导能力和人民的配合程度。在抗疫过程中，始终把人民群众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放在首位是中国应对疫情的第一原则。中国坚持生命至上、以民为本的抗疫理念，政府集中管理应对重大危机的统一行动力在抗疫实践中展现出巨大优势。在各级政府统筹协调有力、医疗资源调配合理、全民积极配合的基础上，国内疫情得到了快速控制。中国在抗疫实践中总结出的“中国方案”和“中国经验”对其他国家遏制疫情起到了良好的借鉴作用，同时展现出的以人为本的“抗疫精神”更值得在世界各国推广。
在国际合作方面，习总书记强调“孤举者难起，众行者易趋”。新冠肺炎疫情作为全球性的公共卫生突发事件，迫切需要各国携手应对。当前，疫情仍在全球起伏反复，世界各国同处一个“地球村”，安危与共、休戚相关。有效的全球卫生治理依赖于大国间的国际政治合作。中国政府一直提倡国际社会同心协力，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应对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危机。疫情放大了世界经济原有弊端，也促使各国加速寻求破解之道。首先，疫情防控不是少数国家可以完成的，需要全球密切合作、共同应对。在全球疫情肆虐的危急时刻，广大发展中国家不具备药物和疫苗研发能力，而疫苗民族主义放大了疫情的负面效应。联合国报告显示，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可能会使超过两亿人陷入极端贫困，贫困率上升和不平等问题愈发严重，可能引发新一轮的全球贫困增加与食物危机。各经济体复苏前景持续分化，由于疫情吞噬过去多年的全球减贫成果，南北“发展鸿沟”持续扩大，世界经济复苏的不平衡将进一步加剧全球不平等。因此，此次疫情作为当前人类共同面临的首要全球性难题，需要各国在坚持多边主义和国际合作的基础上携手同行，决不可以邻为壑，独善其身。病毒无国界，国际社会应该积极构建“战疫命运共同体”，对医疗硬件设施不足的国家提供国际协助和人道主义援助，共同合作研发防疫疫苗，为全球范围内取得抗疫胜利共同做出努力。
《金融时报》记者：世界经济复苏以及全球经济治理体系的变革，越来越需要中国注入智慧、提出方案，中国怎样维护世界经济一体化格局，推动中国经济健康发展？
盛力：面对疫情暴发的新环境和新挑战，中国与国际治理体系的关系再次被赋予新的时代内涵。新冠肺炎疫情作为一场公共安全危机席卷全球，中国在世界范畴内率先采取有效的防控措施，迅速实现复工复产，成为2020年疫情之下唯一一个实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是云诡波谲的国际局势中世界经济复苏的主要力量。在严峻的国际经济形势下，中国可在坚持多边主义下，运用中国智慧、中国方案同世界分享市场机遇，在为国际社会提供国际抗疫公共产品中发挥中国力量，发挥好“一带一路”倡议在周边沿线国家经济增长中的稳定器作用，继续推动高质量的对外开放，为推动周边地区和世界经济复苏释放和传递积极信号，让人类社会共享中国发展的新机遇、新成果，为区域经济和全球经济增长注入新动力。
发展是解决中国一切问题的基础，后疫情时代，中国应继续通过扩大对外开放推动经济全球化向前，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的推动者。中国高质量建设“一带一路”能够带动沿线国家实现疫后经济增长，并且在培育数字经济和医疗产业等领域的新优势中强化各国合作，共创新的发展机遇。同时，在继续坚定支持以世界贸易组织（WTO）为代表的多边贸易体制的同时，中国应参与各种区域经济一体化合作，在加入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的基础上继续积极推动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步协定（CPTPP）进程，进一步扩展区域合作的空间和范围，积极参与全球多边经贸治理和构建高标准自贸区网络及世界贸易体系建设，坚持走高质量发展、制度型开放的道路。中国将继续在国际舞台上展现负责任的大国风范，积极履行国际义务，在世界多边框架体系之中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与世界各国携起手来共同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共同振兴世界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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